欧洲“中国文化热”：谈谈巴洛克时期中西方音乐舞蹈文化的发展

　　凹凸光艾启蒙文益天下左右均衡八方行笔巴洛克美术作者安德义安良发八大的国家发展也正处于蒸蒸日上较为繁荣的阶段；反观17世纪的欧洲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巴洛克一词源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本意为变形的珍珠，最初的巴洛克风格具有贬义的色彩，它被看作为缺乏古典均衡性的艺术作品，强调动态和转化。当时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它的艺术风格具有分裂性和堕落性，是一种盲目追求放大感官和情绪的反传统的肆意艺术。不管是古典主义者，还是文艺复兴者，在他们眼里巴洛克都是标新立异的。

　　所幸到了后期，由于艺术领域中公正人士的出面校正和对其的客观评判使得人们对巴洛克的看法大为改观，甚至越来越欣赏。巴洛克艺术更注重活力和气派，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在世俗化的作用下，巴洛克艺术很快流行起来，成为十七世纪欧洲艺术领域的代表。

　　17世纪60年代，这是康熙在位的时期，康熙帝玄烨平定了三藩之乱，国家政局相对太平、安定，外部环境较稳定安全。自然经济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农业经济上的贵族地主与汉族人民及农民之间的社会矛盾，面对社会和阶级矛盾，康熙采取了一系列对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有益的制度措施。手工业和市民工商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商业性大都市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帮，康熙时期清朝已然步入盛世。

　　到了雍正王朝，大清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雍正帝在朝廷中央设立军机处。在这段时期清朝人口大量增殖，劳动力充足，土地面积扩大，物产丰盛，边关安定，人民的社会生活繁荣稳定，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国富兵强。十七世纪，到了乾隆皇帝即位时期，清朝进入极盛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繁荣昌盛，工农业发达，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突破性的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时的清朝疆域辽阔，民族统一，盛名远播，西方欧洲也因此慕名来了许多传教士学习大清朝的文化和思想。

　　与此同时，康乾盛世下的时代统治者们在加强政治军事集权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思想文化上的专制和控制，大释兴起了具有杀身之祸的文字狱。即便是出现了文字狱，康乾盛世之下的文艺发展仍旧十分繁荣，尤其是在诗歌文学方面的成就，加上来华传教的传教士愈来愈多，中国天文地理、音乐舞蹈等方面也是具有很大进步。清朝皇帝看重汉族仕人，推崇儒家思想，重视科举和八股取仕。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十七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里出现了具有科学进步民主思想的痕迹，例如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质朴而深入民心。

　　一些文学艺术作品能够大胆地批判社会的黑暗面和讽刺官场虚伪的行径，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小说。乾隆时期，朝廷编著了《四库全书》，这算是盛世文化的代表了，同时在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具有亲民的风格，他们深度剖析社会和民族的结构特点和矛盾变化，深入群众和民间，思想上也不在局限于小农封建文化的狭隘之中，他们接受来着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同时结合本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康乾时期，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各民族统一发展。民歌作为一种通俗且易于表情达意的说唱方式和艺术形式而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喜爱，民间也编创了许多小曲，其中还兴起了一种名叫蒲松龄俚曲的说唱形式，这是将文编曲的艺术转化。清朝最具特征的音乐舞蹈文化是各个民族艺术之间的交汇，然后不断在民间继承创新，使其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韵味。譬如汉族的《凤阳花鼓》，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等民间歌舞及古典音乐。这是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下的奢华热烈、具有巨大张力的巴洛克式的音乐舞蹈风格。

　　康熙后期，清朝戏曲艺术十分发达，兴盛于民间各地，当时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乱弹时期。秦腔、皮黄腔等唱腔对戏曲的发展影响极大。乾隆时期的徽戏班子也为京剧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这个时期，民间的器乐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独奏，琵琶、二胡、箜篌、长笛等民族古典乐器已经具有合奏的表现形式，还出现了著名的广陵派艺术代表。

　　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一种大变革的时代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思想和天性被宗教教会禁锢的欧洲人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的解放和灵魂的救赎，人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愈来愈关注人本身。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断地冲击封建传统的破窟，人们适应了快节奏和高效率带来的刺激，不再光顾那些呆板严肃的传统古典艺术，而是更热衷于明快、立体、激越和瑰丽豪华的具有极大感官冲击力的巴洛克艺术。

　　随着清朝国力的不断增强，大清的威名飘扬四海，万里之外的欧洲人再也耐不住心中的悸动不辞辛苦地赶往这万国敬仰的帝国，看看这璀璨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从短笛到编钟，美妙的音乐有时像小桥流水般温柔恬静，有时又如琉璃宫殿般恢宏大气；独特的音色和音乐艺术背后神秘动人的民间传说是西方人闻所未闻的。

　　新奇的事物总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和欲望，面对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西方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喝茶品诗、听曲唱戏，玩得不亦乐乎。欧洲人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新鲜的民俗艺术中深深沉浸。

　　巴洛克时期中国音乐舞蹈文化在传播到西方的过程中欧洲传教士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传教士在将欧洲数学天文等人文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和大清王朝的优秀工艺成果带回西方。而这个时期，中西方的音乐艺术具有很好的互补性，传统含蓄的美学与热烈奔放的情愫之间的交汇使欧洲贵族和工商上层阶级乐不彼此。西方很快掀起了一场具有中国元素的艺术风格的模仿秀。

　　不管是音乐作曲还是舞蹈诗词，西方的文艺领域添加了许多中国式的文艺色彩。比如国外作曲家最为推崇以《茉莉花》这种声乐曲调为主曲调形式和风格；西方著名的歌剧《图兰朵》，是普契尼以广东音乐的器乐曲调为艺术灵感来源而作。除此之外，很多外国作曲家的作品中会出现中国词汇，像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著名歌剧《夜莺》中就有《中国风格曲》。

　　十六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清朝的子民带来基督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洋音乐和与传统中国大相径庭的舞蹈艺术。公元1601年，利玛窦为大清皇帝敬献了一件西琴，满洲皇家的宫廷里从此流行起西洋乐器的演奏风格。七十多年后，传教士徐日昇又到北京，进献管风琴、古钢琴等西方乐器，并写了第一部主要介绍西洋乐理的著作《律吕纂要》。

　　由于西方各国使者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对清朝政府的拜访和中西的文化交流，加上日益兴起的留学浪潮，西方的艺术文化不断影响着传统中国的艺术风格。清朝的宫廷乐舞中不仅仅是庄重肃穆的佾舞、队舞等古老的传承，还具有西方巴洛克式的看重节奏和狂欢的开放的歌剧以及具有协奏风格的宗教性音乐。

　　这段时期，西方音乐文化中的五线谱、节奏记谱、清唱剧、民族歌剧等相继传入中国，比如御制的《律吕正义续编》就具体介绍了西方音乐中调性体系、节奏等艺术记法，西方的音乐风格和形式对中国的影响较大，但在舞蹈文化上，巴洛克时期西方狂欢热情的舞蹈风格是传统中国人较难接受的，因此西方舞蹈在当时的康、雍、乾三朝影响很小。

　　巴洛克时期欧洲和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各有千秋，各自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在东西方交融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是婉约含蓄和古典之美，另一边是激扬震撼的奔放之美。经济政治决定文学艺术，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之下，东西方在同一时期的艺术发展自然各不相同，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差异才会造就世界丰富多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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